作者：李復威（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年末家里照例要來個大掃除。我叮囑剛滿9歲的小孫子：“你幫爺爺到處看看，把那些長年用不著的東西處理掉。”孫子站在椅子上，踮腳去夠大衣柜上一個灰色的包袱，積垢紛紛飄散下來。“別動！”我喊了一聲，嚇得小孫子一哆嗦，一頭霧水地瞧著我……

我把挎包里的東西一一掏出來。布挎包！小馬扎！針線盒！“這是我的母親——你的太奶奶的遺物。這可是咱們家的寶貝啊！”

(資料圖片)

記憶像潮水般襲來，淹沒了我。

據母親說，這布挎包、小馬扎和針線盒是抗戰逃難時從老家帶出來的，從東北到西南，流浪了大半個中國。布挎包用早年流行的陰丹藍布頭拼接縫制，肥肥大大，能塞進去不少東西。小馬扎的木樁磨得油亮，四根帆布帶不知換了多少次，最后是父親剪了兩根廢棄的皮帶釘就的。母親中年后膝蓋不好，難以長時間站立，只要一坐到馬扎上，就舒坦多了。一個精致的鐵皮糖果盒被當作針線盒。在我們家，她一提“我的老三樣”，無人不知。

上世紀50年代中期，我們家從重慶搬遷到了貴陽。那年我剛十二歲。父親工資微薄，母親承受著籌劃全家吃穿的巨大壓力。她每天買菜購物，為省錢總要跑遍幾個市場，尋找售價最低的攤販。街道上設置水站，憑水票排隊接水。母親舍不得花小錢給挑水工，于是用大桶接好水后，再用小鐵桶輪番拎到家中，運一桶水要來回跑上三四趟，手上勒出的紅印仿佛要滲出鮮血。洗衣服的活兒最多，那又長又粗的晾衣服的竹竿，母親要將它舉起來擺掛在房檐上，真得費九牛二虎之力。一次，母親在廚房蒙面抽泣，大家盤問半天她才吐出真情：“我真笨，買菜多給了人家一角錢，再找人家，攤主不認賬了……”這意外的損失，就跟針扎在她心窩上一般，“檢討”了好幾天。每次全家外出溜馬路或逛公園，母親總是跟在大家后面，低著頭一言不發。我曾問母親，怎么總是滿腹心事？她說：“我得琢磨晚飯全家吃什么？缸里的水還夠不夠用？該不該叫送煤的了？兜里這點錢能堅持到月底嗎？有一樣沒想周全，家就得‘停擺’了……”“媽，你這后勤部長日理萬機，了不起！”我用上了從語文課上學到的新詞。母親似乎沒弄懂我說的什么，照舊低著頭想她那些永遠也想不完的心事。那些年，母親的臉上寫著疲憊、落寞、無奈和木訥……

一次，母親從鄰居那兒聽說中華北路的一家縫紉社需要添人手，她想去試一試。為這事，父親和母親之間發生了激烈的爭執。

父親說：“你年歲已高，身體又不好，出外工作會增添很大的壓力……”出乎意料，從未與父親紅過臉的母親竟然唱起了反調：“我沒有讀過書識過字，但也想對社會有點用。別小瞧人，我有一雙手，能掙點錢養家。國家喇叭里總在號召婦女，得從鍋碗瓢盆里解放……”沒有文化的母親，這一次振振有詞。

父親笑了，他把雙手舉起來作投降狀：“我認輸，我認輸！”母親的激動和倔強，似乎讓父親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驚喜——母親在時代大潮中覺醒了！父親后來告訴我們，跟母親生活了快二十年，還從未發現她有這般的“雄心壯志”。

母親終于如愿，縫紉社錄用了她。每天她起得很早，把一天的飯菜做出來，用防蠅網罩住放在飯桌上，然后在挎包里放好中午的干糧、飲用水、小馬扎、針線盒，踏踏實實地去上班。

縫紉社的工作分為裁剪、縫制、小活、熨燙四個流程。母親沒有技術，只能分在小活組，負責鎖扣眼、釘紐扣等。薪酬實行計件制，活多多干，活少少干，沒活就只能在門市待工候著，同事們往往因分活不均鬧得臉紅脖子粗。母親從不與別人爭搶活路，掙的錢是全組最少的。

有一天，我湊巧經過縫紉社門口，不經意地往里瞅了瞅，看見了母親，她坐在雜亂房間的一角——一個連燈光也夠不著的潮濕角落。頭上爬滿白發的她佝僂著身軀，蜷縮在小小的馬扎上，鼻子上架著一副高度老花鏡，手上戴著兩個頂針在穿針引線。小活組的大姨們正不知在開什么玩笑，爆發出陣陣哄笑聲。母親皺著深深的眉宇，一動不動地縫制著，那么專注。啊，針扎了母親的手指，她在吮著、吮著……我，一個還不太懂得珍惜親情的十二三歲的愣頭青小子，眼睛也潮乎乎的。晚上母親回到家里，弓著身子直不起腰。“媽，別干了，累成這個樣子，就掙這點塞牙縫的錢……”母親狠狠地瞥了我一眼，仿佛在說：“娃娃家，懂個啥！”

縫紉社有一個大家比較怵頭的任務——值夜班。狹窄的門市里放不下床板，人只能在竹躺椅上湊合著過夜。母親第一次值夜班剛好趕上一個細雨綿綿的日子。貴陽深秋的夜晚氣溫并不低，但陰涼潮濕。那天晚上，父親陪著母親，母親抱著一個漆皮剝落的舊暖瓶，父親拿著一床毛巾被和幾張報紙。在飄飄灑灑的雨霧中，在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上，昏暗的路燈拖曳著兩個人的影子，一長一短，搖晃著，變形著……我送他們出門，傻傻地瞅著，哪里能體味到父母酸楚僵澀的情思啊！

一天晚上，母親下班回到家里，一言不發，大家以為縫紉社出了什么事，誰也沒敢多言語。母親在飯桌上一字一句地對大家宣布：“你們看，這是我平生領到的第一份薪水。”她從布挎包里掏出一個用過的信封，拿出幾張抻得很平整而又臟兮兮的紙幣，一共16元4角8分。母親自言自語：“我能勞動掙錢了！”她的臉上露出了少見的喜悅之色。過一會兒，她又大聲地說了一句：“感謝國家。我這一輩子，頭一回感覺自己還有點用。”那天簡簡單單的晚餐，大家吃得特別香甜。晚上，從廚房里傳出有些走調的哼唱：“巧兒我自幼許配趙家，我和柱兒不認識……”母親的“第一桶金”在家里的“圣地”——五屜柜上的座鐘前放了很久，沒人動，也沒人敢動。

過了一年多，這家縫紉社歸并到縫紉廠，母親也轉為正式工人。我見過母親穿著工廠制服照的相片：背著布挎包，拎著小馬扎，笑得像一朵盛開的花！

父親身體一直欠佳。他來北京投奔兒女求醫，在醫院一住就是八個月之久，每天都是母親奔波、照料、張羅。一天下午，在北京求學的我去醫院探視。父親睡著了，母親坐在床邊的小馬扎上，頭靠在父親的肩上，臉貼臉地睡著了。她的頭發更白了，面頰塌陷下去，愁容堆積的眼角還浸潤著一滴淚珠……

父親臨終前，幾次昏迷后只剩下能喘氣的一絲力氣了。他斷斷續續地向兒女們作最后的交代：“你們母親是一個簡簡單單的厚道人，一眼就能瞅到底，沒做過虧心事，也不為自己爭點什么……我走后，要好好待她……”父親的眼角流下了最后幾滴淚。父親和母親一輩子風雨同舟，但在公開場合，連手都沒牽過。

母親退休后，參加過街道組織的識字班，擔任過交通安全宣傳員，曾為小區值勤。母親活到了99歲9個月零9天。母親去世后，遵照母親的囑托，我們將她積攢下來的薪酬回報給了社會。區區捐金，微不足道，卻表達了她老人家樸實而滾燙的心愿啊！

母親去世后，我整理遺物。一個舊皮箱是她的全部家當，里面只有幾件像樣的衣物。兒女們送給她的羊絨衫和羽絨服，始終沒有舍得穿，還放在包裝袋里。我在一個洗得干干凈凈的包袱皮里發現了母親精心珍藏的布挎包、小馬扎和針線盒。啊，刻骨銘心的“老三樣”，它見證了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婦女在新的時代陽光的沐浴下一段可貴的心魂之旅啊！

窗外，夜空里閃爍的繁星匯聚成一條壯麗的銀河。那數不清的星辰，有亮有暗，有大有小，有遠有近，但哪一顆都不可缺。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11日?14版）